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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天星斗:苏秉琦论远古中国

发布时间:2017-07-30 13:09    浏览次数:

(原标题:满天星斗:苏秉琦论远古中国)

新石器时代的中国,直至夏商时期,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,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,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,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专家苏秉琦将之形象地概括为“满天星斗”模式。这一模式打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、汉族中心、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,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引发了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。

苏秉琦自述,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,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:一是绕出两个怪圈,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;二是找到新的起点。其中第二阶段可以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。苏秉琦认为,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两步:一是从宏观角度,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,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,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;二是从微观角度,应用分子分析方法,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,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、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“破密”的钥匙。

一个探索古文化源流的新概念

1975年我在考古所给吉林大学同学讲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分析,首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。此后数年中,应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、北京钢铁学院、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史学会等单位之邀,做了反复阐述。

这一理论的主要之点是,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,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:一、以燕山南北、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;二、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;三、以关中、晋南、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;四、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;五、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;六、以鄱阳湖—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。这六大区系又可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各三区的两半,或为面向东南海洋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两半。六大区并非简单的地理划分,而是着眼于考古学文化渊源、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。我最初把“区”称为“块块”。这三南、三北或三东南、三西北的六大“区”或六个“块块”,直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未完全消失,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行政大区划分,并非偶然,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我把“系”又称为“条条”,这是一个探索古文化源流的新概念、新范畴。

我国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是错综复杂、连绵不断、丰富多彩的,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,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发展程度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,特别是其中阶段性的突变;还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。这就是“系”所包含的内容。所谓“类型”,则指各大区系内部的不同分支,或称为“小块块”。“类型”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,能明确显现其渊源又有充分的典型特征和完整发展道路的,往往只是一二小块(类型)。也就是说,每一大区系中各有范围不大的文化发展中心区域(常常是后来春秋、战国时期大国的中心区域)。

当然古代文化区系并非一成不变,更不像今天行政区划那样界限分明,各大文化区系之间也还会有一些交汇带。由于区系类型的理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,因而并不深奥难懂。依我看,全国曾经存在过的几百个“地区”建制,相当多的部分就与考古学文化中类型的分布范围差不多。

正因区系类型研究的最终结果可建立中国古文化的基础结构,一经提出,即得到广泛响应,并视为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之一。大家认识到,要研究中国史前社会,就必须有明确的“区”“系”概念,如果像以往的历史书那样,把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凑到一起,用“红线”串起来,显然与有血有肉、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前史相去甚远。这除去客观原因(如考古资料不如今日丰富)外,更重要的是因为把史前中国,特别是三代时期的中国,看成是铁板一块。

1985年我做了《辽西古文化—古城—古国》的讲话,是想通过探索辽西地区文明的起源、发展过程和方式,来推动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。由于传播媒体的参与,出乎意料,一时间竟形成了“中国文明起源热”。但由此也明白,这实在是值得关心的大问题。

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

再说辽西的“古文化—古城—古国”。辽西古文化有兴隆洼—查海、赵宝沟文化等,或称之为前红山文化。

红山文化的极盛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,也就是产生“坛、庙、冢”的时期。“坛、庙、冢”遗址群所在的建平、喀左、凌源三县交界的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,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居址,这里显然是某个较大社会实体的宗教活动中心。既然有大型的“积石冢”,就必定有了阶级、阶层的分化;既然有祭坛和神庙,当然有神职人员;既然发现不少真玉制作的礼器、神器,肯定已经存在着专业玉匠;还发现了冶铜遗迹,而铜器的铸造从采矿、冶炼到浇铸,是复杂的工艺过程,必然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协作劳动。可见,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,更新了技术,促进了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。社会的分化除出现贵族、军事首领外,还表现为祭司或巫师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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